威尼斯人娱乐投注:恶意投诉举报每年超100万件 多地出台政策严打职业索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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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9-09-11 20:59
来源:未知

为牟利而进行恶意投诉举报的职业索赔行为,正在部分地区和行业泛滥,甚至猖獗。有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称,今年《电子商务法》实施后,职业索赔人数量又出现新一轮增长。

  据有关跟踪调研显示,近年来,全国以“打假”“维权”为名发起的恶意投诉举报每年超100万件,职业索赔现象逐渐呈现出团伙化、专业化、规模化、程式化的特征和趋势。其中,快速发展的电商行业,已成为受恶意投诉举报影响最大的领域之一。

  在多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和企业看来,应该从立法的层面,加强相关法律条文的修改,从源头治理职业恶意投诉和举报。

  基层执法深受其害

  “职业索赔人的泛滥,令我们深受其害。”在日前举办的职业索偿人行为专题研讨会上,浙江省杭州市市场监管局网监办主任吕国威如是表示。

  互联网在杭州高速发展,杭州也是我国电商高地。但同时,大量职业索赔人的恶意投诉和举报,也给营商环境、市场秩序甚至是监管部门的正常工作带来了巨大伤害和影响。

  “去年,杭州所有的电商平台共接到26万件投诉举报,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职业索赔人投诉举报的,而背后是1000多人发起的。”吕国威说。他介绍,这些职业投诉案例中,95%是纠缠于“小节”的事情,比如商品宣传用语、标识标签等方面。“实际上,这些举报人本身基本不会受到商品宣传用词的误导。他们是通过互联网爬虫技术来找漏洞。”

  实际上,职业索赔人群体在线下已经持续存在有十多年时间,此前监管部门认为这对发现违法线索和加强市场监管有好处,但发展到今天,吕国威直言,“现在看来,是弊远远大于利”。

  据了解,这些职业索赔人除了会对经营者敲诈威胁,甚至还威胁执法人员。“比如杭州余杭区,在市场监管部门的办公大楼对面,有20多间房子被职业索赔人包去了,他们会堵门、拦车等,搞得政府部门鸡犬不宁。”吕国威说。

  有时情况会更为极端。有的职业投诉人在一天之内就会发起142件复议,“故意让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无法完成工作,从而造成程序违法”。

  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总裁助理肖水贤透露,阿里在协助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时发现,当前恶意索赔团队有做大趋势。肖水贤表示,职业索赔群体呈现组织化、量级大、社会动员能力强、社会影响大等四大特点,对社会、经济的稳定是很大的隐患。

  “该群体组织性非常强,有教案、教程,还有自己的公关团队,有自己的招募渠道、扩大队伍的一些策略;社会动员能力特别强,在公安机关打击的一些案件中,一些大学生和中西部地区的村民都被裹挟参与。”肖水贤表示。

  恶意索赔层出不穷

  不仅是电商行业,恶意索赔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。

  有调研显示,恶意索赔一般聚焦在广告宣传、标识标签的瑕疵,既非假冒伪劣,也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。

  近年来,全国以“打假”“维权”为名发起的恶意投诉举报每年超100万件,职业索赔现象逐渐呈现出团伙化、专业化、规模化、程式化的特征和趋势,不仅严重扰乱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、影响营商环境,且滥用投诉举报、信息公开、复议诉讼、监察投诉等权利,大量挤占有限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。

  山西省市场监管局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指挥中心主任李喜长表示,恶意索赔包括多种手段,比如选择性购买、网购退货、行政诉讼、抱团投诉等。

  肖水贤还讲述了一个真实案例:在一次与商家的座谈会上,一个商家手机响了,对方是职业索赔人向他要钱。职业索赔人说你卖的这个水有检测报告吗?这个商家说没有,索赔人说,没有就要求赔偿500元,商家就讨价还价说200元行不行?

  “大家想想,如果卖100瓶矿泉水要100份检测报告,1瓶水1块钱,做检测报告几百块钱,那还要不要做买卖了?恶意索赔人就是利用商家恐惧的心理,没有底限地恐吓、勒索钱财。”肖水贤表示。

  面对恶意索赔,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各地执法机关,都在出台相应政策进行遏制。这些政策的不断出台,也占据了“打击恶意举报、保护营商环境十大事件”半壁江山。

  这十大事件包括:国家要求严厉打击恶意举报行为;上海、东莞、杭州余杭出台打击遏制恶意投诉举报综合治理政策;深圳出台《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》,通过地方立法约束和限制职业投诉举报行为;上海、浙江、江苏、湖北等地出台监管容错、免罚政策;市场监管部门推出“互联网在线执法办案系统”;王某东等一批恶意举报违法犯罪分子被上海等地法院定罪;北京三中院一举驳回12起职业索赔民事赔偿;杭州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政策,恶意举报引发的复议诉讼不纳入政府考核;阿里巴巴呼吁设立520营商环境日,推出恶意索赔联合治理工具;热点人物王海发声,宣称征集“假打”线索。

  多方联手共同治理

  事实上,这十大事件也是我国政府、企业联手对恶意投诉举报进行综合治理、打击遏制的缩影。

  今年5月和8月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相继出台了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》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,明确提出“对恶意举报非法牟利的行为,要依法严厉打击”;要求切实保护平台经济参与者合法权益,强化平台经济发展法治保障,依法打击以“打假”为名的敲诈勒索行为。

  相应地,地方也在创新治理举措,出台了不少政策,打击遏制恶意投诉举报,上海、浙江、江苏和湖北等地出台监管容错、免罚政策,清晰列明免罚事项,阻断利用举报轻微瑕疵敲诈企业而获利的途径。杭州还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政策,规定恶意举报引发的复议诉讼不纳入政府考核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司法部门也通过最新的刑事、民事判例,来遏制职业索赔人恶意利用司法程序非法牟利的企图。2019年7月,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发布12份终审判决书,事由均为在超市买到低价过期或无生产日期食品后主张1000元赔偿。12起诉讼均涉及职业索赔人,一审均判决职业索赔人胜诉,但二审均驳回其全部起诉。

  该判例的核心在于,职业索赔人绕开制假售假等重要问题,将惩罚性赔偿制度滥用于轻微瑕疵,消耗有限的司法资源。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最高法正在就治理职业索赔开展研讨工作。

  肖水贤认为,中央出台的文件里明确提出要严厉打击恶意举报以及以“打假”为名的敲诈勒索,那么落地的时候需要非常细化的文件支撑和创新性的制度设计。他还呼吁,行政机关在受理投诉、举报的时候,能否将有些投诉举报明确不予受理,从程序上就排除职业索赔获利的机制。

  李喜长还建议,职业索赔人的信息可以考虑在全国12315平台上公示,或者和公安系统的个人信息联网。

  对于企业来说,也要在打击遏制恶意索赔上和政府部门联手行动。吕国威介绍称,杭州和电商平台合作,从源头上加强治理,比如针对广告宣传用语,阿里建立了商户文案“体检室”,如果商户愿意,可以先在“体检室”过一下。杭州还和各个电商平台定期进行典型案例的宣传,网上培训等。

  但吕国威也坦言,在多方治理下,去年职业投诉人数量略有下降,但今年随着《电子商务法》开始实施后,职业投诉人数量又出现新一轮增长。

  “这是一个社会现象,治理任务艰巨,也是个漫长的过程。”吕国威表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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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中华食品资讯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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